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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大学生而言，丢失外卖无疑是件糟心的事。外卖丢失后如何让学生获得合理补偿，更是牵涉执法部门、学校、外卖平台、外卖骑手等多方的治理难题。近日，广西财经学院校长范祚军在个人社交账号上的言论，引发了公众热议。
范祚军表示，学校教育发展基金会计划划拨一笔经费，用于补贴并安慰外卖丢失的学生。这种由学校动用教育经费直接补偿学生个人损失的做法，在高校中并不多见。
更令人印象深刻的，是这位校长就这种解决学生外卖丢失问题的方式，所传递的教育理念——“我们谴责这种行为，但不准备追究这类事情的责任”“不想让你们心里种下憎恨的种子”“丢了外卖不能丢了热爱这个社会的善良”。
受学校特殊管理机制影响，校园外卖配送以“非接触”模式为主，加之庞大的配送量，多种因素都可能导致学生外卖丢失。毋庸讳言，外卖被窃是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。鉴于此类事件发生在校园内部，在外卖骑手已将外卖准确送达指定地点的前提下，偷窃者无外乎是其他进入校园的人员，其中极个别在校学生恐怕难辞其咎。
因此，如何看待偷外卖现象，不仅是法律层面的拷问，更涉及教育层面的深思。范祚军这番“不追责”的表态，让人不禁联想到雨果《悲惨世界》中的情节：冉·阿让偷窃主教的银餐具被抓获后，主教却声称银餐具是赠予他的。
对此，《人民日报》的评论表达了赞许：“校长的举措既以实际行动为学生减少损失、有效化解潜在的负面情绪，更在潜移默化中达成了‘爱的教育’的实效。”在评论作者看来，避免“憎恨的种子”生根发芽，展现了教育应有的温度与格局。
但也有人质疑：偷外卖者真的不应受到任何惩戒吗？2020年，南京某小区连续发生外卖被窃事件，因据传作案者是“大学生”而引发关注。随后，当地警方发布通报澄清，偷窃者已大学毕业且有固定工作，警方已对其采取取保候审的刑事强制措施。
只要偷窃者已成年，是否为大学生都不能成为对其网开一面的理由。当时，《中国青年报》也曾刊发评论称：“偷窃本身就是错的，不能陷入‘谁弱谁有理’的思维定式。”“不是要为他的违法行为开脱，而是要为更多年轻人拥有公平的奋斗环境而发声。”
针对此次事件，“光明网评论员”在肯定校长“引导学生超越当下的委屈与愤怒”的同时，也表达了担忧：“当它被采纳为应对问题的核心策略时，却可能模糊行为本身的是非界限，弱化对外部不当行为的规训与约束。”
换言之，当人们的注意力都被“爱的教育”吸引时，这种感动或许会变得廉价。值得追问的是：当偷窃者的责任被淡化，他们的行为真能得到纠正吗？学生固然会因损失得到弥补而不会种下“憎恨的种子”，但这种校方兜底的逻辑，是否能帮助他们未来走出校园后，理性成熟地应对复杂的社会现实？
此前，尽管尚无学校为丢失外卖的学生提供补偿的公开报道，但服务方的补偿并不少见——若用户反馈外卖丢失，不少有责任心的商家会选择“再送一份”；若核实外卖丢失系外卖骑手责任，平台也可能在处罚骑手后，为用户提供一定补偿。
说到底，外卖丢失后，要让消费者获得相对“公平”的结果，总有人要为此买单，总要有一方付出些什么。
广西财经学院的做法，无疑彰显了教育者的担当，其善意值得肯定。但这一补偿机制若想长期运行，恐怕要耗费不少成本，也考验着学校与学生之间的信任。值得进一步追问的是：如何核实学生的真实损失？教育发展基金会能否长期承担这笔开支？
这则新闻发酵后，当地有媒体实地探访该校，发现为解决外卖丢失问题，广西财经学院已在学校门口安装了“外卖保险柜”。学生输入系统提供的提货码，就能安全取到自己的外卖。事实上，这也是当前外卖平台提升校园配送“最后一米”可靠性的主流方案。
正如光明网评论所指出的，比“补贴”更复杂也更根本的，是依靠制度与规则的常态化运作推动问题解决。社会进步不能仅靠他人的让步，理想的校园治理，更应通过刚性的制度，托住每个人存留内心的善意。
媒体札记，中青报评论员带您品评一周热点，我们下期再见。
来源：中国青年报客户端配资114查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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